2011.9.3 从忧伤的年轻人到世界的游荡者——许知远新书沙龙记录
嘉宾:许知远 李海鹏
嘉宾主持:于威,搜狐媒体副总裁、总编辑
嘉宾简介:
许知远,男,1976年生人。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,现为《生活》杂志联合出版人。曾任《PC Life》执行主编、中国先生网主编、e龙网内容总监、《经济观察报》主笔。已出版随笔集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、《纳斯达克的一代》等。
李海鹏(1972.11.03—),作家。曾为《南方周末》高级记者、《第一财经周刊》专栏作家、《GQ》专题总监。

单向街书店
最后光顾签名了,忘了拍近照,此照片来自豆瓣单向街沙龙组,左为李海鹏,右为许知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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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下午3点开始,地点是亮马桥蓝色港湾单向街书店。活动开始时现场已经人满为患,微博上有人说,阵势可以排上单向街活动前三甲。嘉宾席没有专门的入口,许知远和李海鹏来的时候从人群中穿过,微博上又有人说,许知远进来时感叹:擦怎么这么多人。本次活动并无主题,俩人谈新书,谈旅行,大部分时间交给现场观众提问交流。以下是现场互动的情况,仅凭bennychia个人记忆加上臆纂,不实之处尤多,如有讹处在所难免,如知远和海鹏二位老师或书店认为不妥请和我联系,我再来负责修改本文以正视听。
李海鹏现场互动:
问:在现有的话语权力下,如何做到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能够被体制接受?
李:当你要做一种反抗而对体制有所顾忌的时候,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,一种是做减法,一种是做加法。当你不得不回避某些话题或者敏感词的时候,你就被做了减法。这种情况你可以选择另一种方法来弥补,比方说你在表达里加入“那些不可言说的事情”,而大家心知肚明,这样并不影响你的表达,这样就是做了加法。其实他们不断地做那些阉割的工作,但是有很多话还是能够发表出来被公众看到,证明批判社会也是讲究技巧的。
问:您平时依赖网络吗?网络对您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?
李:成功是3%的天分加上97%的远离网络。不幸的是,这句话我是从网上看来的。(笑)当你远离网络的时候,你才更容易发现自我的存在。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一样,自从接触网络之后,看长一点的文章就变得很困难。每天我花两个小时的时间上网,用一个小时看阿森纳球队的消息,用一个小时打点一下微博,但是当我真正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,我就有意识地远离网络。
问:哪个作家对你的创作有着比较大的影响?
李:也许你会觉得挺奇怪的,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作家是海明威。海明威的作品相当好读,拿本英文版的过来,像我这样的英文水平都可以读一段。(笑)但是更多的严肃文学其实是不好读的,我上学的时候不喜欢昆德拉,陀思妥耶夫斯基,因为难读。但是如果你真能读它几遍你的感觉就会不同,我的一些朋友评价高行健,说他就是该着在法莫道不消魂国,该着会混,否则怎么也得不了诺贝尔奖。他的书我读了6遍,之后才发现,原来高行健的世界这么美。
许知远现场互动:
bennychia问:从您开始写作到现在,你一共出了十几本书,从第一本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开始已经十年了,在这十年里遇到各种生活的变化,心态的变化,你是如何保持旺盛的创作欲的?
许:写作是我唯一会做的事情,除了写作,我还不知道我可以用别的方式谋生。保持创作欲的方法我想就是保持旺盛的好奇心,在生活中寻找触动你的信息。西方的作家可以写小说到80岁,他们一辈子保持好奇心,而中国的作家没有这个习惯,一般一个中国作家写小说平均到45岁左右就差不多了,混得好一点的就进了作家协会或当了公务员过上了稳定的生活,这是中国作家的悲哀。当你到一个地方游荡的时候,你通过自己的观察获得一些只属于你自己的个人信息,一些名胜或许有一些已知的公共信息,比如建筑的年代,它的历史等等,这些公共信息触动你了,就变成了你的个人信息。这些名胜也就变得和别人眼中不同。(好像小王子里面说的那样,世界上千千万万朵玫瑰,有一朵玫瑰触动你了,并且为你所驯养,你会对其有所牵挂,它就变得与千千万万朵玫瑰不同。)写作是从内心而来的活动,一定要寻找触动你的信息。
bennychia问:在互联网上,微博现在更多地担当了一种批判的角色,用一句网上的话说,如果你到微博上看看,你会发现明天也许就要革莫道不消魂命了,但是如果你到菜市场看看,你会发现100年也不会发生革莫道不消魂命。微博现在让更多人学会了用140字来表达自己的看法,这种批判性的表达和你写的批判性的随笔之间有哪些相似之处?
许:随笔的限制相对比较少,而微博的限制太多,你很难想象140字能够产生真正有创见的思想,它就像一个框框,对你的写作进行了技术上的限制,极权政治对写作进行了思想上的限制,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框框。(许把微博的技术限制和政治的思想限制类比,让人不由想起反乌托邦的两个概念,技术极权和政治极权)
问: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当记者,为什么又选择离开?
许:90年代我刚毕业的时候,只有两种选择,一种是进政府机关,也就是当公务员,一种是加入媒体。所谓当作家或者诗人在那一年已经不靠谱了。对于体制我有着天生的排斥,而且听说记者这一行当有着别的行当所没有的优势,在我的想象里,记者都可以不用上班,所要做的就是每天泡在三里屯的酒吧里就ok,所以我自然怀着美好的愿望加入了媒体。但是如你所知,在媒体工作有着在媒体工作的不幸。你发表的意见需要受到各种限制,比方说版面,立场等等,一篇在媒体发表的文章的字数可能是2000字左右,你有时候想写得很长,但是版面没有给你那么大的空间,所以后来我自然而然离开了媒体。
问:为什么现在很多媒体发表的文章片面而偏激,对社会既不宽容也不客观,好像我们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出了问题?
许:我想说的是,现在这种声音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。如果你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,你会发现他们的媒体已经快把政府骂得不像样了。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要学会听取批评。你说媒体不宽容,那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对他们犯的错误已经太过宽容。如果媒体发出批评,而社会没有接受批评的习惯,那么这种批评只能愈加片面和偏激,就像你不断指出一个人犯了错而这个人无可救药地充耳不闻,批评的声音就会变成嘶声尖叫了。而所谓客观是一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概念,它告诉你历史发展存在一种铁律,其实根本没有这种铁律,社会意识也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。每个人发出的声音都是主观的声音,你都在自己的立场上做出表达。当许多人对某一事物的的主观声音发生了交集,这个交集就叫客观。
问:您认为像余杰这种作家收到压制后,还能不能东山再起?
许:我认识一个作家(名字里带一个武字),因为体制的压制丧失了话语权,现在旅居德国,出于有点崩溃的状态,如果你和他交谈,他说话很少,你要问他现在崇拜谁,他就说他最崇拜司马迁,然后就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。他之前是一个敢于说话的作家,今后还能不能继续写作很难说,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个作家必须的生存土壤。余杰现在也被压制了,他隐居在北京,但还在写作。当这种事情发生,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。如果一个人意志足够坚定,这段日子他能够真正激发出潜能,写出真正好的作品。当然如果意志不够坚定,这段日子就把一个人给毁了。
问:我在您的书上看到一首诗,请问您对这首诗的理解(考据派问题)?
许:我喜欢奥登的诗,会经常在文章里引用,但是这不意味着我对那些诗歌真正有所了解,也许我想体现的是那首诗歌真正想传达的更深层次的内涵,也有可能我只是肤浅地对他的文字有兴趣,这不影响我决定是否引用他们。




